有人病逝有人“無恙”，新冠癥狀為何如此莫測？
有人癥狀輕微并逐漸自愈;有人病情突然惡化甚至英年早逝;還有的人已經感染，卻因遲遲沒有癥狀而成了“沉默的傳播者”……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后的癥狀，為何如此多樣化?
癥狀多樣、個別潛伏期長、有可能無癥狀傳播——這個病毒的“狡猾”似乎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想。
對此，兩位專家向《中國科學報》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的這些“狡猾”特征在病毒中都并不罕見，不容輕視，但也無須妖魔化。
同時，專家也警示：潛伏期長、隱蔽性強的病毒，最終成為常在傳染病的可能性較大，呼吁大家要做好相關預案和準備。
《中國科學報》：人類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后的情況，從沒有癥狀，到輕癥，到重癥再到死亡都有——為什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后的癥狀表現如此多樣化?什么因素決定了一個被感染者的結局呢?
▲ 北京交通大學生命科學與生物工程研究院教授何金生：
感染同樣病毒的患者出現不同的結局，確實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個體遺傳因素的差異也是存在的。
病毒感染宿主后，會喚起宿主產生包括干擾素在內的固有免疫應答機制，以抑制病毒在細胞內的增殖及體內的播散。
而干擾素的應答水平受病毒和宿主兩方面的影響。
從病毒的角度，一定會抑制這種應答，這是普遍規律;從宿主角度來看，受遺傳等因素影響，個體間的固有免疫應答水平是不一樣的、隨后的適應性免疫應答也是不一樣的。
免疫應答的差異會影響病情的發展、轉歸和預后。
客觀的說，此次影響新冠肺炎病情的因素比較復雜，年齡因素、基礎性疾病、收治時間和醫療水平等都不能忽視，即使這樣，個體遺傳因素的影響也是存在的這在病毒性傳染病中并不鮮見。
以單純皰疹病毒感染為例，在大多數人主要是引起黏膜和皮膚的局部皰疹，癥狀輕、不危及生命，但是在某些病人會出現致死性腦炎，現在認為這種致死性腦炎的發生和患者固有免疫應答通路上的相關基因存在突變有關。
另外，像脊髓灰質炎病毒感染的兒童，絕大多數是沒有脊髓麻痹后遺癥的，但有極少數兒童會留下終生殘疾。
現在也有觀點認為，在這些后遺癥兒童也存在類似的情況。
當然，個體差異并非完全由遺傳因素決定，還與是否有良好的衛生和運動習慣等有關。
目前大家熱議的“細胞因子風暴”，也存在個體遺傳差異的因素。
《中國科學報》：新型冠狀病毒的“無癥狀傳播”和長達14天甚至可能更久的潛伏期，給疫情防控帶來了很大困擾，也給公眾造成了一定不安。這是這種新病毒特有的殺手锏嗎?
▲ 中山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深圳)院長舒躍龍：
不是。很多病毒都存在這種無癥狀傳播的現象。新型冠狀病毒的潛伏期與SARS差距并不大，平均潛伏期基本在一周以內。
▲ 何金生：
要論潛伏期長、隱蔽性強的病毒，HIV病毒一定名列前茅，其潛伏期在半年到15年不等，平均潛伏期在8-9年左右。并且艾滋病在潛伏期也是有傳染性的。相比之下，新型冠狀病毒的潛伏期不算驚人。
《中國科學報》：鑒于隱性感染人群存在，我們目前看到的病死率等數據還準確嗎?
▲ 何金生：
目前我們看到的數據是基于確診病例的統計，病死率約為2.7%。實際病死率應該比這個要低，因為一定還存在大量隱性感染人群，沒有癥狀或僅有輕微癥狀。
可以通過血清學的方法分析感染2019-nCoV的實際人數�，F階段治療病人、抗擊疫情固然是第一位的任務，但作為疾病防控的重要工作，流行病學研究也應進一步加強，并盡快開展起來。
《中國科學報》：放眼人類與傳染病的斗爭史，我們這次遇到的新型冠狀病毒是否刷新了我們對病毒的認識?它能算得上是格外狡猾的“硬茬”嗎?
▲ 舒躍龍：
新型冠狀病毒的確很“狡猾”，但“狡猾”本來就是病毒的特性。
病毒的“狡猾”大大提高了防控的難度和成本，但人類對它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
如果沒有癥狀的人感染別人導致發病，我們可以通過流行病學調查，把整個傳播鏈搞清楚，然后對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醫學觀察，把傳染控制在最小的范圍之內。
目前來看，我認為這個病毒還不算刷新了我們的認知。只是對于任何一種新發傳染病，我們在開始階段對它的認知都是有限的。
▲ 何金生：
新型冠狀病毒確實是個“硬茬”，這與人群普遍易感和存在無癥狀感染者等有關。
但更具破壞力的，一是前期關于“傳染病威脅性下降”和“防控措施完善有力”的不當宣傳，使民眾和政府官員對暴發大的疫情缺乏足夠思想準備，大家盲目認為當年SARS那樣狼狽的局面不會再現;二是具體的防控策略上，缺乏一套科學、管用的應急方案，在疫情應對初期未能坦誠面對公眾的質疑，未能統籌好科研、疾控和行政之間的關系，沒有發揮出各自的長處。
因此，面對疫情出現了措手不及、準備不足的問題，在遭遇戰中，未能及時把握住早期控制疾病傳播的機會。
病毒“狡猾”，但我們更應該反思的是自己。
《中國科學報》：看來人類并不缺少跟“狡猾”病毒斗爭的經歷。從這點來看，歷史給了我們哪些經驗和教訓?
▲ 何金生：
歷史上，潛伏期長、隱蔽性強的病毒，最終成為常在傳染病的可能性比較大，難以像17年前的SARS病毒那樣消失。
不能排除此次疫情演變成常在傳染病的可能性，應有這方面的預案和準備。
此外，當年人們很快找到了SARS病毒的中間宿主果子貍。
而這一次，因為種種原因，人們探尋新型冠狀病毒中間宿主的進程并不順利。中間宿主不明確，在防控上存在隱患，有可能出現“死灰復燃”，也不利于我們弄清楚這個病毒的傳播鏈和進化史，并據此加強對未來新發或再發冠狀病毒的預警。
《中國科學報》：我們現有的防疫措施和力度，足夠打贏這場仗嗎?
▲ 何金生：
就我所知，目前的措施和力度是空前的、是最高級別的，SARS時期僅是封閉了感染者居住的小區，而這次采取了封城的措施，這也說明此次新型冠狀病毒造成的實際影響超過了SARS。
這既與新型冠狀病毒傳染性強，特別是潛伏期或無癥狀者有一定傳染性有關，也與經過近20年的高速發展，城市人口聚集度和聚集性活動的規模遠超2003年有關。
從封城至今，在沒有有效的防治藥物的情況下，在確保社會發展、穩定的情況下，我們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專業的、有效的，應該堅持、并根據疫情的變化進行調整。
在這個過程中，在疫情面前，沒有誰能置身事外，大家都要盡己所能避免發生不應有的失誤。
《中國科學報》：還有哪些需要進一步加強的措施?
▲ 舒躍龍：
監測病毒的變異。除了實時追蹤病毒在人群中的傳播力和致病力之外，還要監測病毒是不是還會感染別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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